本文作者安联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
时至今日，美联储本应宣告“任务完成”，为美国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程度过高画上句号。这样一来，它也能证明自己在应对物价上涨方面取得了成功，避免了其于2022年8月曾警告过的经济“痛苦”。
然而，美联储今夏将不得不应对其双重目标——低通胀和最大限度就业——同时受到威胁的局面。它将继续抵御来自白宫的攻击，尤其是在它已表明今年任何潜在的降息最早也不可能在9月之前实现的情况下。并且，它还致力于在今年推出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这可能会让许多人想起现有框架的重大缺陷。
挑战远不止于此。美联储目前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运作，其政策制定所依据的历史经济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美联储必须密切关注美元，美元近期的疲软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关于其在全球经济中长期扮演的角色，以及作为外国储蓄无可争议的接收方，美国金融市场的地位。此外，还有对美国国债市场运作的周期性担忧。
为美联储辩护的是，许多挑战都源于其无法控制的因素。其中有四个因素，在我看来，将使其载入史册，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经济不确定时期。
首先，当然是美国关税政策的曲折变化。特朗普将这一经济政策工具武器化，伴随着一些关于特朗普政府优先事项的困惑，是在采取一种“升级以求降级”的策略吗？即通过提高关税来确保一个更公平的贸易体系，且这些关税可能是暂时的？或者，这是一个新世界，关税将长期存在，以增加预算收入并促进制造业回流？
第二个因素是政府政策的普遍不确定性，尤其是其公共财政方针。“美丽大法案”正在国会审议，其全部影响尚未显现。政府就业和合同的重置将如何演变也尚不清楚。此外，白宫的放松管制计划的规模、形式和时间也尚未明确。
第三个因素是一系列不寻常的数据不一致。反映企业和家庭感受的“软数据”几个月来一直亮起红灯，警告增长放缓和通胀走高。而反映其实际行动的“硬数据”尚未证实这些情况。
第四个因素则更为积极——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潜力。然而，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发展的规模和时机尚未达成共识。
所有这些都让美联储在滞胀风险上升之际，预测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美联储政策信誉的侵蚀也使其任务更加艰巨，而政策信誉是有效的前瞻性政策指导的关键因素。
鉴于当前情势，美联储别无选择，只能在今夏大部分时间里采取防御姿态。然而，它不应局限于此。它还需要采取攻势，推出一个更可信的货币政策框架，包括采纳最近G30工作组的建议（为充分披露，笔者也是该工作组的一员）。这些建议包括：通过制定和公开发布用于前瞻性政策指导的正式结构等措施来改进沟通；公布、预测；对就业和通胀之间的权衡给出明确指导；以及开发一个透明的框架来评估量化宽松和紧缩计划。
正如前纽约联储主席比尔·杜德利（Bill Dudley）及其他人所主张的那样，美联储也应该更开放地使用一系列情景分析。并且，它应该提升其对经济力量对家庭和企业影响的细致理解。
最后，美联储今年应该有一个进一步的战略考量：审查其2%的通胀目标。鉴于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无疑需要考虑。然而，美联储已经明确且多次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当前情况下，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防御性举动，但它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